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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1-25 02:13:32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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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李零: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,共产党和中国传统文化

我知道的“马克思主义”

马克思是哲学博士,老婆是贵族女儿。他俩是旧世界的叛逆者。恩格斯是资本家,红色资本家。他用他挣的钱,养马克思做学问。马克思主义是西学的一支。这门学问有三大来源,德、英、法各一,都是欧洲国家。如果不研究西方,不研究资本主义,等于无的放矢。

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什么?是反资本主义。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世界体系,这个体系支配着所有人的大脑,谁都唯唯,谁都诺诺,只有马克思说不。天下之学,逃杨入墨,凡是拿资本主义当天经地义的,肯定反对马克思主义;凡是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的,也往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。

马克思的书,从前是禁书。正是因为禁,才有人读。我就是拿它当禁书读。

过去,上政治课,老师讲什么,我根本不听,宁肯自己读书,原因是他们讲得不好,完全是“党八股”,我是读过原著的,印象大不一样。

马克思的书很多,影响最大的是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资本论》。《资本论》难读,但有些道理很简单。比如“谁养活谁呀,大家来看一看”。现在大家都说,打工仔、失业者是老板养活的人,老板过不舒坦,你们就没饭吃。马克思说,错,完全相反。“资本”(capital)这个词,意思是本钱,即第一桶金。很多第一桶金的神话都是谎话。马克思说,资本来到世间,每个毛孔都滴着血污。一针见血。他讲商品拜物教,那一章写得真好,亚当·斯密说的“看不见的手”支配一切,世界变成“拿大顶”。马克思的原话是“头足倒置”。

现在,发财是硬道理。市场万能,金钱至上,赌神就是上帝。我们每天看到的,不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吗?

“西马”解构马克思主义,主要是拿“早期马克思”和“晚期马克思”作对,认为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资本论》不好,越走越远,违背了初衷。早期著作才是他的正根儿。马克思的早期著作,两部手稿最重要,一部是《1844年经济学—哲学手稿》,一部是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的手稿。这两部手稿,前后有好几个译本,我都读过。马克思、恩格斯从来不提前一个手稿,相反,恩格斯一再说,马克思的唯物史观——他的两大发现之一(另一发现是剩余价值学说),是完成于后一手稿的《费尔巴哈》章。

卢卡奇说,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,阿尔都塞相反,说马克思从来不是人道主义者。他们俩,谁更符合原典,其实是阿尔都塞。这类争论,我国也有反映,周扬、王若水说马克思讲“人性异化”,不对。胡乔木说马克思“存人性弃异化”,其实,马克思从来都讲异化,但从1845年起,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。《资本论》讲异化,不是人性异化,而是劳动异化。

有人说,马克思主义是宗教,共产主义是乌托邦。恩格斯说,罗马基督教就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。毛泽东跟五台山的和尚说,咱们的共同点是要解救苦难的众生。马克思主义诉诸群众运动,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,用不着许愿还愿这一套。无神论,不信教,替穷人说话,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“头号罪状”。

我知道的“共产党”

我说过,我不是共产党员,我读过马克思的书,绝不后悔。

提着脑袋为天下受苦人说话、拼命,这样的共产党人,你打得倒、杀得完吗?共产党从外部是打不倒的,是杀不绝的。

美国是全世界最反共的国家之一,入境申请必有一问,你是不是共产党,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无知。在美国电影中,共产党就跟咱们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,标准打扮是一身中山装,扣子扣到嗓子眼,脑袋上戴个制服帽,说话恶狠狠的,一脸凶神恶煞。我看过美国拍的两部反共宣传片。其中一部,一上来,马恩列斯跟达尔文搁一块儿,统统属于不信上帝该下地狱的一类。另一部说,从傅立叶在美国搞“和谐社会”一直到列宁、斯大林的苏联,所有社会主义都很失败,最好的范例是以色列的基布兹(Kibbutz),照样行不通。

有一次,我去芝加哥,住在一位美国朋友家,她丈夫是一个经济学家。他问我,你是共产党员吧?我说不是。他不相信。我说为什么。他说,我听说,在中国,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拿到好工作,你既然在北大当教授,怎么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呢。我告诉他,共产党员在中国到处都是。他们很多只是普通的工人、农民和战士,不一定都是大富大贵。当然了,现在倒是有人希望赶紧把共产党改造成这样的党,比如发财党或阔人党。

我不是共产党,但见过共产党人。大革命时期的,抗日战争时期的,解放战争时期的,解放后各个时期的,当官的也好,老百姓也好,我都见过。

学历史,我们都知道,没有国民党,就没有共产党。国民党也曾经是一个革命党。它怎么从革命党变成发财党,怎么从庆祝胜利,受降接收,到吹拍贪腐,丢尽人心,以至兵败如山倒,很多教训值得深思。古人都懂得,民可载舟,亦可覆舟。防民之口甚于川,周厉王的办法是不行的。国民党败走台湾,曾经采取鸵鸟政策,1946—1949年的历史,不许讲也不许教,蠢得很。

我听很多老人说,国民党走麦城那阵儿,共产党在学校里都是最优秀的分子,不仅学问好,连体育都好,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会宣传,会跟老百姓摆事实、讲道理。

我知道的“西方价值观”

哈耶克写过一本书,叫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。奴役的反面是自由。他说的“奴役之路”是所谓集体主义社会,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主义,也包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。法西斯主义最恨共产主义,德军大举进攻苏联,最后被苏联打败,为什么反而归为一类,原因就在于,在西方概念中,任何集体凌驾个人都是法西斯主义。比如我们说的“大公无私”,按他们的说法,这种概念就是法西斯主义。

阿伦特写过一本书,叫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。极权主义的意思也是如此。

这个问题跟西方历史、西方文化有关,跟他们对国家形态的理解有关。国家演进,一般都是从小到大,从分到合,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,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,高层次管理,以及世界主义。

古典作家,希罗多德讲希波战争,很像火烧赤壁,曹魏是强者,但被吴蜀联军打败。希罗多德是希腊裔的波斯公民,感情在希腊一边。他创造过一种经典对立:小必自由,大必专制。在他看来,希腊虽然是一堆小国,好像“池塘边的蛤蟆”,但居然能把庞然大物的波斯打败,这是自由战胜奴役。这个想法一直支配着西方人的头脑。

其实,希腊长期窝里斗,最后被马其顿取而代之。马其顿打败波斯,接收波斯,模仿波斯,建马其顿帝国,这是希腊的顶峰,然后才有希腊化时代。罗马也是由共和走向帝国,这段历史,他们也自豪。但中世纪以来,欧洲一直是五胡十六国,一盘散沙,四分五裂,谁都管不了,只能靠上帝领导。上帝是虚拟领导。

西方传统,政府不太灵光,君主不太灵光。他们革命,先借君权反教权,后借民主反君权,主要是为市民社会(商业社会)开道。结果,君权也没反彻底,教权也没反彻底。

西方没有中国这样权威至上的皇帝,也没有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大地域国家。他们最信服两种管治,一是上帝,二是金钱。现在,上帝就是金钱,金钱就是上帝。除了这两样,谁都管不着,这就叫自由。中国的关羽老爷,我们山西的圣人,既是武圣,又是财神,倒很像美国的自由神。美国国徽,白头老雕,一爪抓箭,一爪抓橄榄枝。做买卖得这么做。

我们跟希腊不一样,更像波斯。欧洲历史,近东文明是背景。前伊斯兰世界的近东,埃及、亚述、波斯是他们的三代。我们的“夏商周三分归一统”是一统于周,他们的大一统是波斯帝国。虽然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比较晚,相当我国的战国时期。这个大一统是靠政教合一。琐罗亚斯德教是最早的普世宗教。

孔子说过一句话,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无也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。对这话,历来有争论,但有一点很清楚,中国,华夏眼中的夷狄,特点是分种为酋豪,没有君长,有也是一些小君长。他们居住分散,见不着人,说不上话,经常在马背上哼哼,他们的史诗就是这么唱出来的。这就是草原上的自由。部落和部落之间,遇事得商量着办,领导得轮流坐庄,这就是草原上的民主。而那些航海的,住在小岛上的,情况也差不多。

华夏不一样,特点是有君长,小官上面有大官,大官上面有皇上,一层层有人管着。这些都是世俗领导。世俗领导都是人,顶多在位几十年。死了就让孩子当,就跟手艺人一样。中国革命,无教权可反,要反就直指君权,干脆把皇帝打倒。中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,革命非常彻底,打倒皇帝还不杀皇帝,跟西方不一样。

西方国家并不发达,所谓现代国家(nation),出现很晚,很多都是打出来的,人为凑起来的。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把这种国家叫“想象的共同体”。他说的“印刷帝国”,就是我们说的“书同文”。而“书同文”在中国是前现代的东西。

欧洲自治传统很强。个人也好,地方也好,喜欢讲自治,地盘一般都不太大。除了俄罗斯,接受蒙元帝国的遗产在陆上殖民,建立横跨欧亚的国家。大一点的国家都是殖民地。如加拿大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。美国曾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榜样,但战后却是世界头号霸权。

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。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,施蒂纳讲“唯一者”,有点像存在主义,也被他批判。但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。比如他说,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。

我理解的西方价值观:

自由,主要是做买卖和打工的自由。

民主,主要是选战民主,背后是利益集团。几千年来,村里人都懂,要选只能选有钱有势的大能人。

平等,主要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

博爱,更多是宗教意义上的。法国遭遇恐袭,有人哀悼;中东每天死很多人,没人哀悼,哭都哭不过来。

我知道的“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”

时下,中国有一股“传统文化热”,上有领导宠,下有商界、学界、媒体捧,热得一塌糊涂,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“价值观”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(文、史、哲和考古)之外另起炉灶,设国学院、儒学院,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,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,我也不以为然。

什么叫“中国传统文化”?有人说,就是儒、释、道。他们说的儒,不是先秦之儒,不是汉唐之儒,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,从康有为到蒋介石,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。我认为,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、宗教化、政治化、商业化、简单化、庸俗化的说法,专门迎合台湾口味、国民党口味、蒋介石口味,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。在中国的大学中,哲学系最热衷于此。

现在,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。他们说,三教,儒教是领导,不但应该领导释、道,还应领导外国的教,新中国的最大失误,就是没有制礼作乐、尊孔立教。康有为没办成的事,蒋介石不敢办的事,现在交共产党办。

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啊!党的总书记不是反复讲过吗?有些人怎么就装睡、就装着听不懂呢?蔡元培主张杀共产党,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创始人,怎么就这么厚此薄彼呢?说是听党的话,听的究竟是蒋介石那个党的话,还是李大钊那个党的话呢?

关于传统文化,我想讲一句话,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,更不等于宗教文化。有人说,外国技术好,中国道德高,这话经不起推敲。道德是一堆好词。好词,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。古希腊的色诺芬说,波斯贵族,从小只学三件事,骑马、射箭、说真话。你讲忠信,人家就不讲吗?那么,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?

于是有人说了,咱们讲孝。《二十四孝图》,他们有吗?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、君臣关系(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,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),他们有吗?

我觉得,拿《二十四孝图》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,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,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。现在的公益广告,很多都是酸菜坛子,如“妈妈有福了”,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,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。现在,什么不要钱?生孩子花钱,养孩子花钱,孩子大了,上学、结婚、买房、买车,花钱的事多了去,没完没了。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,你就有福了。

我认为,中国传统,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,宗教多元化,世俗性强。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,不传教,人文精神强。

很多人拿《论语》当道德课本。《论语》有很多道德格言。比如“吾日三省吾身: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,这样的话,我喜欢。

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,仁是什么?就是拿人当人,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,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,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,你得学而时习之,别不当回事。简单说吧,就是说话算话,拿人当人。我看,太多的要求也不必,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,也就不错了。

现在,道德沦丧,大家喜欢赖到“文革”上,什么事都赖“文革”,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。“文革”,我们都是过来人,那时人傻,那时人混,但不像现在这么滑,这么黑,满嘴谎话,见谁坑谁。这都是什么闹的,大家应该很清楚。比如电信诈骗,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,跟“文革”有什么关系?

俗话说,老婆是人家的好,孩子是自己的好(狮子就是这样)。礼,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。比如喝酒,孔子明明说,“唯酒无量,不及于乱”(《论语·乡党》),但有些人喝酒,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,最好客,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。他在那儿罚人喝酒,你在这儿罚酒驾,礼跟法打架。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。

我认为,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,不但不好,有些还很坏,比如国与国的关系,他们太霸道,借口人道干涉,制造人道灾难,就很坏。但我有一个“谬论”,礼是外国的好。外国的礼简单,人与人打交道,很礼貌,社会公德,人家比我们好。当年,孔子说,“天子失官,学在四夷。”(《左传》昭公四年),在这方面,我们应该学学人家。

我知道的“国学”

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,有所谓“国学”。什么叫“国学”?我有一个说法,就是“国将不国之学”。我的意思是,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,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,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,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。不知道西学,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。

中国的国学热,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,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。表面看,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《河殇》唱反调,其实骂和捧,很可能是同一拨人。研究中国,中国人研究叫国学,外国人研究叫汉学,这是同一门学问吗?我跟汉学家讨论,他们经常说,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,何分彼此。但一谈具体问题,分歧就来了。

研究落后民族,欧洲有民族学(ethnology)。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。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(ethnography)。这种志跟植物志、动物志差不多,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。博览会上,非欧种族,可以拿活人展出,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。现在,美国叫人类学(anthropology),好听一点。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,动物不等于动物学,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。你别以为你是鱼,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。

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(oriental studies),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,像埃及学、亚述学、赫梯学、印度学等等。汉学是其中之一。其实,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,就是我国古代的“东方学”。虽然,我们叫“四裔之学”,各个方向都有。当时的“西学”,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。

现在讲国学,大家喜欢讲王国维。鲁迅说,“要谈国学,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”(《不懂的音译》)。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?我看,主要是三条,一是用新材料,特别是出土材料,如他说的五大发现;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,不光看汉族史料,还治少数民族史,如蒙元史;三是有国际眼光,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。王国维主张“学无古今中外”(《国学丛刊》序)。他研究的国学,其实是不中不西、不古不今之学。

中国历史,夏商周三代,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,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。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。考古是研究大时段、大地域的历史。学科划分,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。但历史是条长龙,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。研究传统文化,考古才是擎天柱。可惜的是,考古系凭实物讲话,考古学家不说话,只是埋头挖,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,外行往往干瞪眼儿。

桃李无言,下自成蹊。我就尽在树下转悠。

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

最近,S. A.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。我看了她的《二手时间》。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,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,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,头一本是《伊凡?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(“文革”中有翻译),获奖是《第一圈》,而非《古拉格群岛》。《古拉格群岛》是在西方出版的。去年,《二手时间》获诺贝尔文学奖,被西方称为《日瓦格医生》《古拉格群岛》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。苏联解体,这是墓碑。前苏联有人骂,后苏联也有人骂,社会毫无共识,西方乐见这一结果。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,没有改革时盼改革,改革以后骂改革,跟咱们中国非常像。北京出租司机,没人给他们录音,翻成西方文字,可能得诺贝尔奖。

贾樟柯拍《山河故人》,看完就一印象,农村到矿山,矿山到城市,小城到大城,大城到国外,告别告别再告别,整个是一条不归路。乡愁不是美学享受。

什么叫“二手时间”?就是方生方死、无可奈何呀。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(晏殊《浣溪沙》)。秋天花落,迎来寒冬,当然无可奈何。春天,八九燕归,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,但在北京,乍暖还寒,最难将息,没准还有倒春寒。我以前说过一句话,在《何枝可依》序中。我说,一个时代已经结束,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。

马克思说:不能当资本主义的奴隶。我们的国歌,头一句就是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。我想,谁都不想当奴隶吧?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?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:

【金粉东南十五州,万重恩怨属名流。牢盆狎客操全算,团扇才人踞上游。避席畏闻文字狱,著书都为稻粱谋。田横五百人安在,难道归来尽列侯。】(龚自珍《咏史》)

什么是人材?现在有一种理解,叫“成功人士”。很多人都以为,升官发财就叫“成功人士”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不成功怎么办?过去有一阵儿,社会上有办班热,学校里也有办班热,不是领袖班,就是总裁班,跟搞传销似的,大家都在那儿发展“人脉”,现在好像没那么热闹了。

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。我理解,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(革命家、学者)的地方。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,那不叫人材,那叫奴才。

什么是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?马克思主义传统、革命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。

不忘初心,就是不能丢了这个传统,如果丢了这个传统,这就是把心给丢了。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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